后来成为南宋都城的杭州，州衙更是破败不堪，实在不像是官府办公的地方。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（相当于副市长），发现州衙的屋宇“例皆倾斜，日有覆压之惧”。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首府，其时“官屋皆珍材巨木，号称雄丽”，但入宋之后“百余年间，官司既无力修换，又不忍拆为小屋，风雨腐坏，日就颓毁”。地方官只好在这“颓毁”的州衙内办公、生活。苏轼当了三年杭州通判，任期满另迁他州，期间未能修缮州衙。 这也就是后来的“官不修衙”的惯例，这一惯例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。 旧时“官不修衙”的惯例虽有种种弊端，比如可能导致地方官产生因循苟且、得过且过的习气，像杭州官衙那样破败到时刻有倒塌的危险，更是“不正常”。但“官不修衙”背后那种体恤民财、民力，以及将教育预算排在修衙项目之前的传统执政理念，毫无疑问属于永不过时的价值。 一如这大湖村的事，闹鬼，闹妖…… 不管是哪个朝代都是不会受到提倡的。官员们的做法通常也就是拖，拖过自己的任期，然后传给下一任。而下一任瞒，瞒到自己的任期结束。反正这是上一任的问题，不是他们的。 从他们的角度想，他们处理不了，也就不再处理，等其自然结束，这事没毛病。 一如一些官儿对受灾的态度一样。基本上是能瞒就瞒，直到瞒不过去了。 倒不是说他们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只不过是比起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他们更愿意无病无灾的“太平盛世”。 不出事，他们都是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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